柳州官方虽然鼓吹三天就成功破案，但官方几度改口，案件中疑点重重，无法让网民们信服。
官方声称，〝犯罪嫌疑人韦银勇因采石生产与附近村民、相关单位产生矛盾而制造这起案件〞。
在中国，如果像韦银勇一样，与其他人或单位发生纠纷了，将通过什么渠道去解决呢？
学者长平在《德国之声》发表文章表示，除了法院，中共当局还提供了一个越俎代庖的方案，那就是上访。绝大多数像韦银勇那样觉得受到冤屈的人，都走上了诉讼和上访之路。而在这个庞大的上访群体中，比韦银勇更冤屈的人太多太多。
长平说，1989年〝六四〞镇压之后，中国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高涨但没有宣洩口。邓小平搞起的经济狂潮，只转移了部分情绪，社会秩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
江泽民在1995年开始提出所谓的依法治国。1997年写进中共十五大报告，1999年写进中国宪法。长平认为，江泽民成功地挖下了一个大坑，开始了以法律秩序忽悠民众的历史。
长平表示，在那个阶段，律师、学者和媒体传递给民众。无论多大的冤情，律师都会尽力说服当事人，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之道。
此外，因为民众知道，在中国，领导的话比法官的判决更管用，因此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信访上。
长期以来，很多访民受到非人的虐待，被驱赶、被绑架、被关进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。长平认为，这些民众耗费数年数十年时间，到这个根本没有法治的体制内去依法维权或者依法上访，他们付出的惨痛代价，已经足以制造千百倍于韦银勇的炸弹。
但访民、诉讼者还是维权律师，仍然相信或者坚持选择公力救济，实际上揭示了中共〝依法治国〞的骗局。长平表示，从一开始，中共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内。因为中共心知肚明，真要依法治国，腐败透顶的该党可能立即成为历史名词。
长平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，大约在2006年前后，人权律师高智晟的绝食行动被反对者认为，将法律政治化。高律师则认为，他不能专心站在法庭上从事律师事业，并非自己的放弃而是当局的剥夺。高律师表示，在看透了中共的欺骗和邪恶之后，更广泛的抗争才是理性的选择。
2011年，江西抚州人钱明奇上访十年无果，炸毁三处政府办公地点。
广西爆炸案中的韦银勇在交给政府10万行政费，被许诺解决问题后依然无果，比钱明奇更早地陷入绝望。
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女士曾经说，无论多么绝望，她们对人大、政协及国家领导人等体制内权力写信的行为都会继续下去。今年，天安门母亲群体在绝望中停止了写信。
据说，韦银勇两年前在社交媒体上留言：〝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，请记得我单纯时曾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。〞
长平希望，中国社会及早改变，不要让这句话成为大多数访民的怒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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